表面当前赚钱了是很优的，但是你没有发展。

奥巴马到俄罗斯去能够这么说，他说你反对我这个反导系统，我在波兰搞你反对，别的国家你也反对，那么放在你这儿怎么样？谁能想到他这么提建议呢？还有一条线是美、中、日。我们通常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给出分析，而经济分析分为两层，一层是经济学，另一层是政治经济学。

到了后半期，内部动力不足，形成了开放带动改革的趋向。危机爆发之后有两句话现在成为了共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4月发表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美国经济到2010年年中可望开始复苏。第一点议论，不要在一条石路上绊倒两次，走过去摔一个跟头，回来又摔一个跟头，这就不聪明或者说不够聪明。这个范畴的创始者是日本野村证券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他是已故海基会会长辜振甫的侄子。

这时，中央最高层开始研究政治和经济怎么配套，经济这条腿往前跨得太快了，后腿迈不出去，再跨就劈叉了，还能稳住吗？可惜随后我们遇到政治风波，这条腿没有迈出来。第三个宏观经济现象，术语是流动性陷阱，翻译成普通话就是零利率———央行的贷款利率降到零，也没有人借钱。微软中国的前高管吴士宏后来在她的那本著名的《逆风飞扬》中，对微软的初期经营策略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先是北京市政府宣布给自己所有的电脑装上国产的红旗Linux，紧接着微软又被安全部门怀疑，会为美国政府窃取中国机密大开方便之门。在这点上，微软比谁都清楚。这笔钱的数额高达十几亿元人民币。她同时指出，忽略政府公关才让微软在各条战线上悲剧重生。

17年前的1992年，微软进入中国，他派了两个从台湾过来的销售高管，开始在中国卖软件。最关键的是，我一再主张，用盗版是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但盗窃还是应该稍微低调点，不能还显得牛气冲天，一副正义的化身。

我们虽然现在是山寨大国，但我们不会永远是。1999年，盖茨派出了他的得力干将蒙迪（Craig Mundie）访问中国，蒙迪当时负责微软的公关，蒙迪在中国走马看花后，回到美国，他对盖茨说，我觉得我们在中国的生意是一场灾难。最后，只想说一个简单的道理：盗版就是盗窃，既然我们享受到了盗版的好处，那就低调点，千万别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微软拿出了一大笔钱，请教中国的官员们，他们应该如何帮助那些本地的软件企业和外包公司。

2003年，微软雇佣了原来摩托罗拉公司的中国区总裁陈永正，以此让微软变得更中国。蒙迪一年要访问中国4到5次。他在一次为期一周的中国深度之旅中，召集了25名微软副总裁参加。微软很清楚，要在中国反盗版，只能跟着政府的节奏走，所以类似番茄花园这样的案例还会持续下去，但步子则不会迈得太快。

他说，如果一个外国公司的发展战略能和政府的发展议程想关联的话，政府就会支持你，即使他可能不喜欢你。当然，要让微软达到许多评论家要求的那样，对盗版完全视而不见，这实在太难了。

他已经变成了一家理解中国的公司，所以他也只是间歇性地用番茄花园这样的案例来提醒中国人，知识产权非常重要。）提要：微软征服中国的过程，也是他从一家非常美国的公司变成一家非常中国公司的过程。

不要一边呼吁建立法治社会，一边又宽于待己，以道德判断代替法律判断。他在美国时，与政府保持距离，在市场上奉行高价策略，同时严厉打击盗版。而我们最大的失策就是没有将我们的事业和中国政府的事业结合起来。2007年，比尔·盖茨访华 ，一次就见了4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一位领导在向与会者介绍盖茨时说道：他在中国比任何西方明星都有名。同时，在定价策略和打击盗版上，盖茨在2001年也敏锐指出，在中国的盗版情况如此严重时，微软能接受的最好结果就是，盗版商们在盗微软的软件，而不是其他公司的。总之一句话，我们要尊重市场规则，要尊重法律。

他学会了在中国做生意的几大要诀，微软的高管曾经说过，在中国，要和政府保持同步，你才能获得政府的支持。这种逻辑混乱令人吃惊。

当然，也有敏锐的时评家指出，反微软不是反正版，是反垄断。微软征服中国的过程，也是他从一家非常美国的公司变成一家非常中国公司的过程。

从那天起，微软在政府公关上投入了巨大精力。他们奉行的经营策略，丝毫不出人意料，高价卖产品，高调对每一起已经发现的盗版行为积极追诉，企图通过中国的法律系统来解决问题，但最终在法庭上屡屡碰壁

美国的家庭储蓄率也在恢复，用经济学的术语讲，美国人必须修复它的资产负债表，经济才能走向可持续的复苏，这个过程很痛苦，但这是无法避免的痛苦。而没有了美国人旺盛需求后，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马上爆发出来。那我们看看中国人的失衡在什么地方？中国的问题和美国正相反。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在40%以上，美国是15%，日本是20%多一些，中国的私人消费占GDP比重是35%，美国的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是70%，中美两国之间差一倍，当然美国的70%可能是太高了，而我们的35%无疑是太低了，我说如果政府有钱的话最好是刺激消费。

因此，中美两国或者是两大经济板块都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美国人是过度借债，我们是过度储蓄——我们的储蓄率是40%左右。

现在，我们看到了政府在外部需求下降的时候，紧急地启动了刺激内部需求的政策，但是这个刺激需求在什么领域里？仍然是投资。美联储长期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商业银行滥发信贷的结果致使美国的企业、家庭和经济严重依赖商业信贷，借钱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

进入 许小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企业税负 。没有中国人给美国人供应大量的廉价出口品，美国的消费增长也不可能。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储这么多的，储蓄本身变成了生活的目的。长期以来，中国和美国两大经济板块形成了一个近乎于完美的经济循环：如果没有美国旺盛的经济需求，中国的投资高增长也不可能。而如果经济调整不到位，反弹就是一句空话，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感觉美国经济有可能率先反弹，因为它调整得最多。其实，中国完全有可能通过不同的政策组合，走出这场危机——不是再去花钱拉动投资，而是坚决地把经济发展重点从投资转向消费，投资已经太多了，现在缺的是老百姓的消费。

一个看上去完美的国际经济循环为何不能继续下去了呢？其实原因就是美联储不可能长期执行货币宽松的政策，因为资产泡沫破掉了，金融机构纷纷破产，它们再也无力像过去那样发放贷款了，这导致民众旺盛的需求没有了。美国人借了钱，拼命去消费。

美国人没有办法，只好去减少消费，节衣缩食，勒紧裤腰带，但是感觉难受的是我们，因为消费品都是我们生产的。因此最近我反复强调一个观点，我们应该习惯于中度的增长速度，增长速度6%-7%挺好的。

中国企业税负太高，17%的增值税，再加上25%的所得税，全球不是最高的，也是最高的之一，所以政策组合应该是减税，应该是增加在收入和财富配置中老百姓的比重。美国的调整叫去杠杆化，而我们是要去库存化。